著者

笠井 直美

出版者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雑誌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ISSN:05638089)

巻号頁・発行日

vol.122, pp.43-118, 19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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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探討的不是:“《水滸》裏有怎様的矛盾闘爭?”,也不是“梁山好漢與貪官汚吏對立的來龍去脈”、“梁山好漢討伐姦臣的背景”、“《水滸》裏的義與不義之闘爭”,等問題。在此探討的是在形成這些“二元對立”模式的嬗變過程中,排斥了什麼。比較《水滸傳》楊定見本跟容與堂本、文簡本,我們發現楊本的刪改有一種明顯的傾向。如:文簡本征討田虎、王慶處,王慶的形象是一箇豪傑好漢,沒有絲毫壞人的成份,田虎王慶手下的將官也是跟梁山好漢沒有性質上的差別,他們投降後跟一百八員結爲兄弟,受到同等待遇。不肯投降的將官則獲得“忠烈”的贊賞。楊本把王慶改爲不義的壞人,贊賞的則是背叛田虎、王慶投降的人。又如:楊本常常刪掉了容本裏談到梁山好漢的兇惡的一面的詞句,増添強調他們正義、忠義的名子,改動容本的單純的情景描冩、容貌描冩,強調好漢的對手的不義。又如:在劫生辰綱一段,容本的詩句主要反復和預告情節,并似乎理直氣壯地贊賞着宋江、朱仝放晁蓋,楊本詩句則主要強調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因此反襯出好漢劫財的正義,放晁蓋也順理成章地成爲義挙。總之,楊本強調的是“義與不義”,“正義的好漢與貪官汚吏”,(常常卽“忠君的好漢與姦臣”)的對立模式。在取材於《水滸》的傳奇作品中,這種傾向更明顯。強調好漢的忠君,同時強調好漢與貪官汚吏的矛盾。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模式的産生并非基於反統治階級的意識,恰恰相反,是基於參與統治的意識。這些模式抛棄了好漢與敵手的同質性、排除了與正義無關的單純的好漢的無法無天的行爲産生的共鳴的基礎上而成立的。